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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關于民間借貸糾紛案件若干問題探析
        • ——以安徽省太湖縣人民法院近三年審判實踐為例
        • 來源:中國法院網 作者:章英特  發布時間:2017-5-8
              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民間借貸糾紛案件在法院的收案中呈大幅上升趨勢,且借貸金額越來越大。2014年,太湖縣人民法院受理各類案件2949件,其中民間借貸糾紛案件258件,結案標的為2386.9萬元,判決58件。2015年,受理各類案件4020件,其中民間借貸糾紛案件440件,結案標的為4197.7萬元,判決88件。2016年,受理各類案件5535件,其中民間借貸糾紛案件560件,結案標的為8239.1萬元,判決213件。本文從太湖縣人民法院部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的審理入手,分析該類案件在審判實踐中出現的問題,并提出相關建議。
           
            一、送達
           
            近年來,隨著太湖縣外出務工的人越來越多,民商事案件的被告也越來越難以找到,而“送達難”已經成為困擾法院的一個難題。民事訴訟中的送達應當以直接送達為原則,凡是能夠直接送達的,都應采用直接送達的方式。根據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適用公告送達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受送達人下落下明;二是采用民事訴訟法規定的其他送達方式仍無法送達的。在審判實踐中,公告送達有擴大適用的趨勢,并出現錯誤適用的情況。一是法官對適用公告審查不嚴,往往容易忽視公告送達原因,在沒有證據證明被送達人下落不明、更沒有在窮盡其他送達方式仍無法送達的情況下,便直接適用公告送達方式。二是由于原告的不誠信導致錯誤適用。某些原告缺乏誠信,從自身原因出發,采取欺詐手段,故意提供虛假的被告送達地址,或者故意編造受送達人下落不明的事實,從而導致公告送達。多數公告送達的受送達人無從知曉案件進程,進而失去出庭應訴的機會,法院公告期滿直接開庭宣判。判決生效后進入執行程序時,受送達人這時才得知判決的情況,提出異議,影響案件的順利執行。其中對公告送達的案件,僅僅通過登報紙公告送達,是否能達到讓被告知曉其被訴的實際效果呢?在采用郵寄送達方式時,郵遞員在農村地區將郵政特快專遞僅送到村委會、學校、商店等方便地點交人代收,很多代收人并未將郵政特快專遞交給被告,沒有達到送達的法律效果。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絕大多數發生在原、被告之間,第三者知道案情較少,這就要求法院盡可能直接送達,慎用公告送達。筆者建議:除非有第三者到庭證明借貸事實的發生或借貸資金是通過轉帳發生,否則僅憑一張借條通過公告送達的方式,很難判決認定借貸事實確實發生。該院2015年審理的歐陽某訴葉某民間借貸糾紛案件中,歐陽某訴稱葉某于2014年5月28日因需資金周轉向其借款48500元,該案是通過公告方式送達,庭審前法官向歐陽某釋法時指出,尾數是500元是否借款時將利息計入了本金的疑慮,庭審時歐陽某申請的證人劉某到庭作證,法庭才查明了借貸的事實。由此可以看出,民間借貸糾紛案件中除有借條作為證據外,應有其他證據佐證,其送達應比其他糾紛案件的要求更為嚴格。
           
            二、合同無效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規定》)第十四條規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應當認定民間借貸合同無效:(三)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違法犯罪活動仍然提供借款的。該院2014年審理的劉某訴汪某民間借貸糾紛案件中,劉某、汪某系朋友關系,汪某于2012年3月31日出具借條一張“今借到劉某人民幣150000元”,于2012年7月15日出具借條一張“今借到劉某人民幣145000元”。庭審中,被告汪某承認兩張借條是其親筆所寫,但辯稱其中150000元系汪某欠其他人的賭債,通過轉讓后向劉某出具借條,其中145000元劉某知道汪某借款用于賭博,劉某則堅稱汪某所借295000元是用于經濟周轉,劉某向汪某給付的是現金,雙方各執一詞,均無其他證據佐證。后經該院法官耐心調解,由汪某三年內分期償還劉某借款本金150000元。
           
            《規定》第十四條規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應當認定民間借貸合同無效:(四)違背社會公序良俗的。該院2014年審理的方某訴章某民間借貸糾紛案件中,章某與方某之兄系同學關系。章某于農歷2012年2月17日出具借條一張“今借到方某人民幣10000元”,于2012年5月24日出具借條一張“今借到方某人民幣20000元”,庭審中,被告章某承認兩張借條均系其本人為償還“情債”親筆所寫,章某反復陳述與方某有不正當男女關系,方某要求與章某結婚,這兩張借條系“分手費”,而方某默認了雙方的不正當男女關系,但堅稱章某借款屬實,方某給付的是現金,雙方均無其他證據佐證。后經該院法官耐心調解,由章某一年內分期償還方某借款本金10000元。
           
            從該院審理的這兩起民間借貸糾紛案件可以看出,并不是原告有被告的借條就一定能勝訴,“借款”事實本身只有雙方當事人清楚,這兩起案件中原告讓步的幅度之大,也能說明問題,法院在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中應盡可能查清案件事實,F實生活中,因“情債”、“賭債”而持借條到法院起訴的不在少數。
           
            三、款項來源、支付方式
           
            《規定》第十九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時發現有下列情形,應當嚴格審查借貸發生的原因、時間、地點、款項來源、交付方式、款項流向以及借貸雙方的關系、經濟狀況等事實,綜合判斷是否屬于虛假民事訴訟。前文所提的劉某訴汪某民間借貸糾紛案件中,劉某在庭審時稱所借“150000元”及“145000元”均是交付現金,而對現金來源無法說明,法官在調解時對此進行了釋法,要求劉某舉證證明款項來源、支付方式。參照中國人民銀行《金融機構大額交易和可疑交易報告管理辦法》第五條金融機構應當報告下列大額交易“當日單筆或者累計交易人民幣5萬元、外幣等值1萬美元以上”的規定,筆者建議:在民間借貸糾紛案件中,超過人民幣5萬元、外幣等值1萬美元的,原告應舉證證明款項來源、支付方式,是通過銀行取款還是向他人借款、如何支付,均應有證據佐證。
           
            四、基礎法律關系
           
            《規定》第十五條規定,原告以借據、收據、欠條等債權憑證為依據提起民間借貸訴訟,被告依據基礎法律關系提出抗辯或者反訴,并提供證據證明債權糾紛非民間借貸行為引起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據查明的案件事實,按照基礎法律關系審理。該院2016年審理的韋某訴劉某民間借貸糾紛案件中,韋某訴稱劉某于2015年10月12日,以交納工程保證金為由向原告臨時借款300000元,口頭約定借款期限不超過一個月,韋某于2015年10月12日通過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太湖支行銀行卡轉賬300000元給被告,并在轉賬憑證上注明了借款性質,但法院經審理查明,韋某、劉某系因合伙參與工程競標,此300000元系工程投標保證金,不是民間借貸,后該院按合伙糾紛處理了此案。審判實踐中,不少當事人規避基礎法律關系,是合伙或者其他糾紛而選擇按民間借貸糾紛起訴,這就要求法院在審理時在查清事實的基礎上厘清法律關系。
           
            法院在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時,不能僅憑原告提供的一張借條就判決原告勝訴,不僅要查明借條是否系被告所寫的事實,而且要查明借貸是否真實發生、款項來源、支付方式等事實。
           
          (作者單位:安徽省太湖縣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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