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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高法院解讀審理礦業權糾紛案件司法解釋答記者問
        • 來源:人民法院報 記者:劉 婧
          適應礦業權市場發展需求 保障礦產資源合理開發利用 
          ——最高人民法院環境資源審判庭負責人就《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礦業權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答記者問 
           
           
                  最高人民法院于近日發布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礦業權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自2017年7月27日起施行。就如何正確理解適用和貫徹落實好《解釋》,最高人民法院環境資源審判庭負責人就相關問題回答了記者提問。

              記者:請問《解釋》的起草背景是什么?
           
              負責人:礦產資源作為一類重要的自然資源,是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完善,礦產資源開發利用經歷了由嚴格限制到逐步放開的過程,并逐步引入比較成熟的市場機制。黨的十八大后提出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創新政府配置資源方式,更好的處理市場與政府的關系。2015年后,中共中央、國務院陸續發布《關于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關于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等關于生態文明建設的政策性文件,為進一步深化礦產資源有償使用制度改革,更好發揮礦業權的財產屬性,強化礦業權的市場化流轉,完善礦業權產權保護及行政監管方式指明了方向和路徑。
           
              礦業權流轉一級市場和二級市場日趨活躍,相關糾紛亦開始大量涌現。同時,礦產資源開發利用中無證勘查開采、亂采濫挖等違法行為屢禁不止,導致礦區環境污染、生態破壞,嚴重損害公眾環境權益,亟待解決。礦業權糾紛既涉及國家對礦產資源的行政管理、礦產資源的合理開發和有效利用,也涉及礦產資源的市場化配置、相關利益主體的產權保護,同時還與安全生產、環境保護等社會公共利益密切相關,是一類非常重要的環境資源案件,F行涉及礦業權的法律法規多制定于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帶有較強的行政監管色彩,不能完全適應礦業權流轉日益市場化的發展趨勢。全國各級法院對相關法律法規的理解差異較大,導致裁判標準不一,嚴重影響了法律的統一實施和人民法院裁判的權威。
           
              為適應礦業權市場發展需求,促進生態文明建設,統一裁判規則,最高人民法院在認真總結各地法院,尤其是貴州、云南、陜西、山西、河北、河南、黑龍江等地法院審理礦業權糾紛案件實踐經驗的基礎上,經過反復調研論證和廣泛征求意見,于2017年2月20日經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710次會議討論通過了本《解釋》,《解釋》于2017年7月27日起施行。
           
              記者:礦業權糾紛案件的審判理念是什么,為什么要強調審判理念?
           
              負責人:審判理念系指法官在審理具體案件時對案件進行評判的價值追求,是法官在法律思維基礎上應具備的裁判思維、審判意識。案件審理的過程實質上就是法官基于既有事實適用相應的法律規則進而得出裁判結論的過程,而成文法律規則由于其內在的原則性、局限性、滯后性又往往導致法官在裁判具體案件時具有一定程度的僵化和機械,從而使得裁判結果可能偏離客觀性、公正性,甚至與社會主流價值觀發生沖突,影響司法公信力。因此,法官審理裁判案件時不僅需要運用法律思維,還須基于不同案件的特性遵循一定的審判理念,作為此類案件裁判的指導思想,以實現司法審判的終極價值——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
           
              礦業權作為兼具民事物權和行政許可雙重屬性的一種財產權利,在現行法律框架下受公法和私法的共同規范。相比較一般民事物權,礦業權在設立、流轉、行使、消滅等方面均具有特殊性;诘V業權的特殊法律屬性,審理礦業權糾紛案件應遵循以下基本理念:
           
              1.依法保護礦業權流轉。礦業權作為一種財產權,物權法規定的一類用益物權,可轉讓性系其內在的一項基本特征,應允許礦業權作為商品在市場上自由流轉,提高礦產資源的開發利用效率,實現市場在礦產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第一,承認礦業權轉讓、租賃、承包、合作等不同流轉方式的法律效力,尊重當事人基于意思自治作出的利益安排。第二,區分公法和私法兩種不同的法律調整模式,盡量發揮行政手段對非法流轉行為的處罰和監管作用,減少對礦業權流轉合同效力的否定性法律評價。第三,適當分離礦業權的財產屬性和行政許可屬性,適當弱化行政審批對礦業權流轉合同效力的影響。
           
              2.維護市場秩序和交易安全。依法強化行政監管,注意發揮行政機關在維護礦業權市場秩序方面的主導地位,運用行政手段保障“契約自由、意思自治”的交易秩序。第一,以礦產資源勘查許可證、采礦許可證為基礎確立礦業權作為用益物權設立、變動的公示公信原則,保護善意第三人利益和交易安全。第二,對以租賃、承包名義擅自轉讓礦業權的合同,應依法認定無效,防止惡意逃避行政監管。第三,審慎審查礦業權轉讓的主體、條件、方式、程序,依法實現涉礦法律法規關于運用行政審批、登記等方式監管礦業權轉讓的規范目的。
           
              3.保障礦產資源合理開發利用。礦產資源的稀缺性、耗竭性、不可再生性等特性,決定了礦產資源開發利用必須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人民法院應適度能動司法,促進礦產資源合理開發利用原則的落實。第一,無證勘查開采,違反礦產資源勘查開采許可管理制度,嚴重侵犯國家礦產資源所有權,導致國家調控、監管礦業市場的目的落空,須予以否定。第二,依法審理檢察機關提起的行政公益訴訟,防止行政不作為和亂作為,確保礦產資源合理開發利用秩序的良性維持。第三,審理礦業權糾紛案件過程中,如發現無證勘查開采,勘查資質、地質資料造假,或者勘查開采未履行生態環境修復義務等違法情形的,應提出司法建議或者依法移送有關機關處理。
           
              4.促進資源節約與生態環境保護。礦產資源同時具有商品屬性和生態屬性,勘查開采活動具有必然的環境負外部性,審判工作中要注意促進資源節約和生態環境保護。第一,重視政府對礦產資源開發利用進行管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解決當事人糾紛的同時要兼顧生態環境保護,將之作為利益衡平的重要考量因素。第二,依法受理和審理涉及資源保護的環境民事公益訴訟,保護社會組織提起公益訴訟的積極性,發揮公益訴訟在資源節約和生態環境保護上的獨特功能及效用。第三,在自然保護區、風景名勝區、重點生態功能區、生態環境敏感區和脆弱區等特殊區域內勘查開采礦產資源的合同,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強制性規定或者損害環境公共利益的,應依法認定無效。
           
              記者:礦業權出讓合同與礦業權取得的關系應如何認識?礦業權作為一種用益物權,為何依據礦產資源勘查許可證和采礦許可證載明的有效期起始日確定取得的時間?
           
              負責人:礦業權出讓合同,本質上屬于用益物權的設立行為。根據國土資源部《探礦權采礦權招標拍賣掛牌管理辦法(試行)》《礦業權交易規則(試行)》等關于礦業權出讓程序的相關規定,采“招拍掛”等市場化出讓方式的,受讓人須與出讓人簽訂礦業權出讓合同,經公示無異議,履行支付礦業權出讓價款等相關手續后,持成交確認書、出讓合同及其他所需材料,向有審批權限的國土資源主管部門申請辦理礦業權登記手續,領取勘查許可證或采礦許可證,方能取得礦業權。目前無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此種方式中的礦業權出讓合同需經行政審批才能生效。礦業權出讓采協議出讓方式的,國土資源部曾規定需經由省級國土資源廳或者國土資源部審批,但2015年5月10日國務院明確取消該項非行政許可審批。至于采“批準申請”方式的,若國土資源主管部門與受讓人不簽訂出讓合同,自不適用本解釋規定。而且《礦業權出讓制度改革方案》進一步明確,要推進礦業權競爭性出讓,嚴格限制礦業權協議出讓,調整礦業權審批權限,強化出讓監管服務。故礦業權出讓合同應適用合同法第四十四條第一款的規定,自依法成立之日起生效。
           
              礦業權自何時設立,受讓人何時取得礦業權,往往是礦業權糾紛案件處理過程中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因礦業權出讓中涉及出讓合同的簽訂日期、“招拍掛”確認成交日期、礦業權登記日期、許可證簽發日期、許可證載明的權利有效起止日期等多個時間節點,應以何者為準,存在爭議。根據礦產資源法等涉礦法律、法規的規定,礦業權在國土資源主管部門頒發許可證后才設立,許可證是受讓人是否擁有礦業權的權利外觀,除礦業權保留等特定情況外,通常須遵循“有證即有權、無證則無權”的確權原則。故,在現有法律框架內,礦業權登記與物權法上具有確權意義的不動產登記并不完全一致,此亦是不動產統一登記機構暫未將礦業權登記納入其中的重要原因。鑒于此,本《解釋》將受讓人取得礦業權的時間確定為礦產資源勘查許可證或者采礦許可證載明的有效期的起始時間。
           
              記者:礦業權轉讓申請未經國土資源主管部門批準前,依法成立的礦業權轉讓合同效力應如何認定?轉讓人無正當理由拒不履行報批義務,應承擔何種法律責任?
           
              負責人:礦業權轉讓申請未經國土資源主管部門批準前,依法成立的礦業權轉讓合同的效力認定,涉及物權法第十五條、合同法第四十四條以及《探礦權采礦權轉讓管理辦法》第十條規定的理解適用!督忉尅氛J為,雖然國土資源主管部門行政審批的對象系礦業權轉讓申請,而非礦業權轉讓合同,且物權法第十五條已將債權合同效力與不動產物權變動進行了區分處理,但由于《探礦權采礦權轉讓管理辦法》明確將礦業權轉讓合同的效力與礦業權轉讓審批密切關聯在一起,且現行有效,故在認定礦業權轉讓合同效力時仍應給予尊重,若礦業權轉讓未得到國土資源主管部門批準,則不能直接認定礦業權轉讓合同生效,但此時并不意味著依法成立的合同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合同效力的內容可理解包括拘束力、確定力與實現力。不同效力內容,發生效力的時間節點不一定是同時的,可逐步“釋放”。就礦業權轉讓合同而言,雙方當事人達成合意即告成立,一經依法成立即具有法律約束力,對當事人即發生拘束力和確定力,當事人非依法律規定或約定,不得擅自變更或者解除,且不得僅以未經國土資源主管部門批準為由主張合同無效。此種認識與合同法第四十四條、《探礦權采礦權轉讓管理辦法》第十條的規定無直接沖突,亦符合民法通則第五十七條、合同法第八條以及民法總則第一百一十九條的規定。
           
              礦業權轉讓合同依法成立后即具有法律約束力,受讓人得依合同約定請求轉讓人履行報批義務。報批義務是促成礦業權轉讓合同完全生效并得以繼續履行的基礎,轉讓人無正當理由拒不履行報批義務的,必將導致轉讓礦業權的合同目的不能實現,受讓人依據合同法第九十四條第四項規定享有合同解除權。轉讓合同因轉讓人拒不履行報批義務而解除的,原則上應適用合同法第九十七條規定,受讓人有權請求轉讓人返還已付轉讓款及利息、賠償損失。就此種情形下損失賠償的性質及范圍而言,因報批義務既是轉讓人應承擔的法定義務,也是合同義務的重要組成部分,轉讓人無正當理由拒不履行該義務,應承擔相應的違約責任,而非一般的締約過失責任。此種制度設計,既能夠在合同法基本原理范圍內得到合理解釋,也有利于填補締約過失責任范圍限于信賴利益保護之不足,有利于懲戒惡意毀約行為,保護誠信守約人的利益,實現實質正義。
           
              記者:礦業權租賃、承包合同的效力應如何認定?對實踐中以承包、租賃形式轉讓礦業權的行為如何界定,《解釋》認定此種合同行為無效有何司法考量?
           
              負責人:礦業權人作為用益物權人,有依法處分自己財產的權利和自由。礦業權租賃、承包,是不同于礦業權轉讓的流轉方式,實踐中大量存在。礦業權人在不轉移礦業權權屬的情況下將礦業權的部分權能讓渡給他人享用并收取租金、承包費,承租人、承包人支付對價而有限制地行使礦產資源勘查開采權并因此獲取收益,不具有天然的目的非法性,不宜當然將其視為礦業權的變相轉讓或者非法倒賣牟利,并徑直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為由認定無效,也不宜以未經國土資源主管部門批準為由認定其具有合同效力瑕疵。
           
              關于礦業權租賃、承包合同效力認定的爭議,主要來自對礦產資源法第六條、第四十二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礦產資源法實施細則》第四十二條第三項,《探礦權采礦權轉讓管理辦法》第十五條等規定的理解適用問題。鑒于上述法律、法規并沒有明確規定若違反則合同無效,物權法第十五條也將債權合同效力與不動產物權變動作了區分處理;且按照文義解釋規則,上述法律法規的規制重點是以出租、承包方式擅自轉讓礦產資源的行為,而非對礦業權租賃、承包方式的一律禁止。實際上,1986年頒布實施的礦產資源法第三條第四款曾明確規定:“采礦權不得買賣、出租,不得用作抵押”,并在原第四十二條第二款規定了罰則:“買賣、出租采礦權或者將采礦權用作抵押的,沒收違法所得,處以罰款,吊銷采礦許可證”。但1996年修改礦產資源法時,上述內容均予以刪除,也顯示礦產資源法修改的立法趨向。故目前涉及礦業權出租、承包的法律規范不宜認定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十四條規定的效力性強制性規定,不構成礦業權租賃、承包合同無效的法定依據。在不屬于以租賃、承包方式擅自轉讓礦業權的情況下,礦業權租賃、承包合同應自依法成立之日起生效。
           
              至于以租賃、承包方式擅自轉讓礦業權的合同認定問題,人民法院應結合具體案情,重點審查當事人是否約定礦業權人僅收取租金、承包費,放棄礦山管理,不再履行礦業權人安全生產、生態環境修復等法定義務,不承擔相應法律責任等情形。因礦業權兼具民事物權和行政許可兩重屬性,礦業權糾紛案件的審理除涉及私權利益的保障之外,還存在司法權對行政權的合理尊重問題。礦業權租賃、承包與礦業權轉讓系不同的流轉方式,其中最主要的區別就是礦業權租賃、承包并不變更礦業權的主體,無須辦理礦業權的變更登記,但礦業權人依然負有監控礦山合法經營的義務,履行安全生產、水土保持、環境保護等法定職責,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租賃、承包期滿還存在依約收回礦業權的問題。對當事人根據實際情況是選擇采取直接轉讓方式抑或租賃、承包等流轉方式,人民法院應給予必要的尊重,不宜一律將礦業權租賃、承包直接認定為礦業權轉讓。但當事人若在選擇租賃、承包形式的同時,在租賃、承包合同中約定礦業權人僅收取租金或者承包費,放棄對礦山的管理,不再履行其法定義務、不再承擔相應法律責任,則構成變相轉讓采礦權的行為,具有明顯規避國土資源主管部門行政監管和審批許可,逃避國家相關稅費繳納的意圖。為體現司法對于國土資源主管部門依法行政的尊重和支持,根據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三項“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以及第五項“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規定,應認定此類合同無效,以引導當事人選擇合法合規的礦業權流轉方式,維護正常的礦業權流轉秩序,保障礦業權交易安全。
           
              記者:礦業權抵押有很大的現實需求,但我國法律層面沒有關于礦業權抵押的明確規定,《解釋》規定礦業權抵押是否具有相應的法律依據?礦業權抵押權的取得規定了登記和備案兩種方式,是否存在矛盾?
           
              負責人:礦業權作為一類財產權,其融資功能日益得到肯定,礦業權人以礦業權為自己或者他人債務提供抵押的實踐也逐漸豐富。根據物權法第一百八十條、第一百八十四條的規定,作為法律、行政法規未禁止抵押的財產,礦業權上設定抵押并無法律障礙。國土資源部《礦業權出讓轉讓管理暫行規定》第三條規定,礦業權適用不動產法律法規的調整原則;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暫行條例實施細則》《關于固定資產進項稅額抵扣問題的通知》等規范性文件中將礦產資源確定為不動產中的“其他土地附著物”。參照上述規定,礦產資源可定性為不動產,礦業權適用不動產法律法規予以調整,可依法設定礦業權抵押。
           
              就礦業權抵押合同的效力而言,雖《礦業權出讓轉讓管理暫行規定》第五十七條規定抵押合同簽訂后要報請國土資源主管部門備案,但并未明確非經備案不生效力;根據物權法第十五條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九條的規定,礦業權抵押合同應自依法成立之日起生效,未辦理登記備案不影響其效力。就礦業權抵押權的設立而言,根據物權法第九條、第一百八十七條的規定,礦業權抵押權應自依法登記時設立。由于現行法律、行政法規并未明確規定礦業權抵押的登記機構,國務院《不動產登記暫行條例》亦未將礦業權抵押權列入不動產統一登記范圍。目前,各地多依據《礦業權出讓轉讓管理暫行規定》辦理礦業權抵押備案,或者依據地方性法規辦理礦業權抵押登記或備案。從不動產物權公示的方法和效果來看,備案亦是將抵押事實記載在一定媒介之上,公眾可根據需要進行查詢!督忉尅穼嵺`中已經具備公示作用的礦業權抵押備案視為登記,作為礦業權抵押法定登記機構確定前的過渡措施。需要明確的是,將來礦業權抵押實行統一登記制后,備案應會予以取消,登記和備案不會同時作為礦業權抵押權的公示方法存在,故不存在登記和備案發生矛盾的問題。
           
              記者:越界開采侵權糾紛中什么情況下適用行政前置程序?探礦權人為何不能請求返還越界開采的礦產品及收益?
           
              負責人:《中華人民共和國礦產資源法實施細則》《礦產資源勘查區塊登記管理辦法》《礦產資源開采登記管理辦法》等行政法規,對勘查作業區和礦區范圍都有相應規定。所謂越界勘查開采,是指超越批準的勘查作業區或者礦區范圍進行礦產資源勘查開采的行為。因越界勘查開采礦產資源而引發的侵權責任糾紛,屬人民法院主管范圍。但是否構成越界勘查開采,涉及對勘查作業區、礦區范圍的界定,屬國土資源主管部門的行政職權。故若因國土資源主管部門批準的勘查、開采范圍重復或者界限不清,當事人就是否越界產生爭議的,應適用行政前置程序,由國土資源主管部門就是否越界先行處理。
           
              礦業權作為用益物權,屬侵權責任法第二條規定的依法應予保護的民事權益范疇。他人越界勘查開采,構成侵權的,應當依法承擔侵權責任。根據侵權責任法第十五條的規定,結合礦業權的特殊屬性,主要責任方式包括停止侵害、排除妨礙、返還財產、賠償損失等。采礦權系在依法取得的采礦許可證規定的范圍內,開采礦產資源和獲得所開采的礦產品的權利,故侵權人越界開采所得礦產品及收益,采礦權人有請求返還的權利。而探礦權人僅享有按照勘查許可證規定的區域、期限、工作對象進行勘查以及優先取得勘查作業區內礦產資源的采礦權等權利,并不能進行開采并獲得開采的礦產品,至多只能自行銷售勘查中按照批準的工程設計施工回收的礦產品。探礦權的實質是“探”的權利,而非“采”的權利。探礦權人就勘查作業區范圍內的礦產資源取得采礦權之前,侵權人越界開采的礦產品及其收益仍應歸屬國家所有,探礦權人對此無權主張返還。就侵權人越界開采行為,探礦權人有權向有關部門舉報,人民法院也可依法向國土資源主管部門提出司法建議,由其依法處理。
           
              記者:人民法院為何要對自然保護區、風景名勝區、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生態敏感區和脆弱區等特別區域內礦業權合同效力進行特別司法審查?
           
              負責人:礦產資源具有不同于一般財產的特殊屬性,其既屬于國家所有,是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同時又是環境要素的一部分,兼具經濟價值和生態價值。礦產資源的開發利用必然會對生態環境造成一定損害,具有明顯的環境負外部性。實踐中,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之間的矛盾突出,有些地方為促進當地經濟發展,罔顧國家相關法律規定和生態環境保護政策,在禁止或嚴格限制礦產資源勘查、開發的自然保護區、風景名勝區、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等區域內盲目批準礦產資源勘查開采;礦業權人明知或者應當知道上述特別區域內禁止或嚴格限制礦產資源的勘查開采,依然通過轉讓、租賃、承包或者合作等方式進行礦業權流轉交易,嚴重背離綠色發展理念和生態文明建設要求。若允許此類合同繼續履行,極易造成上述特別區域內水土流失、植被毀損、生物多樣性減少等不可逆轉、難以修復的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違反環境保護法、自然保護區條例、風景名勝區條例等相關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而且,從國家發展戰略和人民共同福祉考慮,在上述特別區域內,即便沒有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只要勘查開采行為造成該區域內生態破壞、環境污染,損害環境公共利益,人民法院亦應依法給予當事人所簽礦業權流轉合同以否定性法律評價。這既是對社會公眾的一種政策宣示和行為引導,也符合當前綠色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的理念和要求。
           
              需要說明的是,上述特別區域內礦業權流轉合同效力的司法審查,系針對先有自然保護區等特別區域的設定,后有合同簽訂行為的情形,不違反法不溯及既往原則。在礦業權設定在先、自然保護區等特別區域設定在后的情況下,即使礦業權合法性不受影響,實踐中也多采取逐漸退出機制,礦業權人亦不得再做擴大性經營行為。
           
              記者:最高人民法院已經制定專門的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司法解釋,本解釋又規定了涉礦環境公益訴訟,是否有其特殊性?
           
              負責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司法解釋》)第一條明確規定對已經損害社會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損害社會公共利益重大風險的污染環境、破壞生態的行為,法律規定的機關和有關組織可依據民事訴訟法第五十五條、環境保護法第五十八條等法律的規定提起環境民事公益訴訟。礦產資源既具有財產屬性,同時亦是環境要素的一部分。礦產資源的勘查開采所具有的環境負外部性,往往導致礦區及周邊區域的水體、土壤污染和水土流失、植被破壞、地面塌陷、生物多樣性減少等生態損害。而礦產資源開發利用領域大量存在的無證勘查開采、亂采濫挖、破壞性開采等違法違規現象,更進一步加劇了礦區及周邊區域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嚴重性,符合環境民事公益訴訟的起訴條件!董h境民事公益訴訟司法解釋》主要針對環境污染類公益訴訟進行的規定,而涉礦環境公益訴訟除涉及環境污染外,更多涉及礦區的生態破壞、生態修復,有其特殊性。
           
              實踐中,包括政府、礦山企業在內的相關主體對礦產資源勘查開采導致的環境問題,尤其礦區的生態破壞問題并未給予足夠重視。2015年7月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授權最高人民檢察院在部分地區開展公益訴訟試點工作的決定》中,將“生態環境和資源保護”作為檢察機關可提起公益訴訟試點的領域之一。2017年6月2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決定》,正式確定檢察機關可針對“生態環境和資源保護”提起民事公益訴訟和行政公益訴訟。本《解釋》專門規定涉礦環境公益訴訟,既與現行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環境保護法等法律和司法解釋關于環境公益訴訟的規定相契合,亦與環境公益訴訟審判實踐和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工作聯系密切,有助于強化各方生態環境保護意識,具有積極的制度宣示和社會指引作用。
           
              記者:人民法院在審理礦業權糾紛案件中是否存在與國土資源、環境保護等主管部門進行協調銜接的問題?
           
              負責人:在現有法律框架內,礦業權兼具民事物權和行政許可雙重屬性,其作為自然資源物權,又呈現出公共物品和生態特性,礦產資源領域還存在政策先行、立法滯后等現象。人民法院在審理礦業權糾紛案件時,應正確處理行政監管和市場配置、政策指引和法律解釋、公法規制和私法調整、行政判斷和司法裁判之間的關系,積極推動建立環境資源司法和行政執法之間的銜接、協調機制。人民法院在判決當事人履行報批義務或者協助報批義務前,可就礦業權是否符合轉讓條件、受讓人是否具備資質條件,或者在拍賣、變賣礦業權或者裁定以礦業權抵債前,針對礦業權人礦山地質環境治理恢復保證金(履約金、備用金、計提基金等)處置情況等事項征求國土資源部門的意見;人民法院受理和審理涉礦環境公益訴訟或者依法認定自然保護區等特別區域內礦業權合同無效的,可根據案件具體情況向負有監督管理職責的國土資源、環境保護主管部門通報;人民法院審理礦業權糾紛案件中,發現無證勘查開采、未履行生態環境修復義務等違法情形的,還可向國土資源、環境保護主管部門發送司法建議,由其依法處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偵查機關處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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