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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名為股權投資實為民間借貸 本網律師使被告減少支付71%
        • 來源:談判律師網 作者:蘇發鈞 蔣維 莫春梅(四川發現律師事務所)  發布時間:2019-4-2
           

           

           

          基本案情

           

          原告陳×等人為給成都××公司的房地產開發項目投資,專門設立了成都××股權投資基金管理公司,該基金公司與成都××公司的股東許××等簽訂了《協議書》,約定成都××公司股東將其100%的股權轉讓并登記在該基金公司及其指定人員名下后,基金公司支付1億元投資款,按每年48%獲得固定回報,待投資款及回報收益全部清償后,再將成都××公司的全部股權返還登記到原股東名下。雙方又簽訂《補充協議》,約定由基金公司委托陳×等人代為支付投資款,其中陳×支付2300萬元,陳×的付款及收款均視為基金公司的行為。在《協議書》簽訂后《補充協議》簽訂前,陳×與成都××公司又另行簽訂了《借款合同》,約定借款期限為兩年,利率為每月2%,許××承擔連帶保證責任。

           

          借款合同期滿后,成都××公司未還清借款,陳×與成都××公司書面確認欠款金額為7284100元,基金公司將股權過戶給了許××等原股東,并將基金公司注銷;雙方又簽訂成都××公司以商鋪抵償陳×欠款的協議書和商品房買賣合同,但因未能辦理過戶手續沒有履行;許××以成都××公司名義向陳×出具一份打印的便條,載明因陳×代表基金公司救活了項目,××公司“計劃撥付600萬元”給陳×,加上以商鋪抵債的780萬元,確認陳ד個人應得收益”為1380萬元,三天后許××在該便條上手寫“由我許××負責分期分批撥付給陳×資產折價和現金總計人民幣1380萬元整”;成都××公司得知后召開股東會并作出決議:確認公司只欠陳×7284100元,否決了許××代表公司承諾支付的其余金額;陳×與許××簽訂協議,約定許××以600萬元回購擬抵償的商鋪,寧夏××公司承擔連帶保證責任;第二天,許××向陳×出具《借據》,載明根據基金公司與成都××公司簽訂的投資協議,成都××公司尚欠陳×400萬元,本人承諾分期償還,寧夏××公司仍然提供連帶擔保責任;此后,許××委托凌鈺國向陳×支付了200萬元。因許××沒再還款,陳×起訴成都××公司、許××、寧夏××公司,要求三被告連帶償還借款1380萬元及起訴日以后的同期貸款利息。

           

          訟爭焦點

          1、本案的基礎合同是股權投資《協議書》還是《借款合同》?《協議書》的合同性質是股權轉讓還是借款?

          2、如果應以《協議書》為基礎合同,陳×是否為本案的適格原告?陳×向《借款合同》約定的管轄法院起訴,受案法院是否具有管轄權?

          3、成都××公司以商鋪抵償債務因故不能履行,許××個人以600萬元回購該商鋪,債務是否轉讓給了許××?債務金額是否由7284100元變更為600萬元? 

          4、許××以成都××公司名義向陳×承諾“計劃撥付600萬元”被成都××公司股東會決議否決后,成都××公司及許××是否還應承擔?該600萬元陳×可否在本案中一并主張?

          5、《購房轉讓協議書》約定許××以600萬元向陳×回購擬用于抵債的商鋪,在沒有證據證明許××付款200萬元的情況下,該600萬元與第二天許××向陳×出具的《借據》載明的400萬元,是否為同一筆債務?

          6、本案被告應承擔多少債務?三被告之間應如何承擔?

           

          【法院觀點】

          首先,審理本案的基礎合同究竟是股權投資《協議書》還是《借款合同》,兩級法院裁判觀點一致,均認為是《借款合同》,理由是從股權投資《協議書》中關于固定投資回報以及許××任董事長、總經理繼續執行成都××公司“鈺邸華府”項目等約定可以認定雙方名為股權轉讓,實為借款關系,即成都××公司以其公司資產,其股東以其公司股權作為保障向基金公司借款一億元。隨后,雙方在股權投資《協議書》的補充協議中約定由基金公司委托他方分批向成都××公司支付一億元投資款,將來也由成都××公司直接向他方歸還投資款。陳×作為基金公司的委托付款人之一,與成都××公司、許××三方簽訂了借款合同,且按照借款合同約定向成都××公司提供了借款,形成了真實、合法、有效的借款合同關系。因此,審理本案的基礎合同是《借款合同》,依據《借款合同》確定的受案法院有管轄權。陳×作為出借人起訴,要求成都××公司、許××支付欠付借款本息合理合法,是本案適格的原告。

           

          其次,根據法院查明的事實,截至2013531日,成都××公司欠付陳×的借款本息合計7284100元。2013624日,陳×與成都××公司簽訂了以商鋪抵債的協議,但該協議并未履行。20131113日,陳×、許××和寧夏××公司簽訂了《購房轉讓協議書》,約定由許××以600萬元的價格受讓抵償商鋪,寧夏××公司承擔連帶擔保責任。至此,債務金額是否由7284100元變更為600萬元,兩審法院均持肯定意見,認為陳×在《購房轉讓協議書》中自愿將債權金額調減為600萬元,系對其民事權利的自由處分,不違反法律法規的規定,法院予以確認。許××個人以600萬元回購抵償商鋪,債務是否轉讓給了許××,兩審法院則持不同觀點。一審法院認為簽訂《購房轉讓協議書》時許××是成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行為代表成都××公司,該協議應認定為是寧夏××公司作為擔保責任主體的增加,而非債務轉移,應由成都××公司承擔債務償還責任,許××和寧夏××公司承擔連帶擔保責任。而二審法院則認為《購房轉讓協議書》文本首尾記載的合同主體為許××,且其曾承諾由其個人負擔成都××公司對陳×的債務,因此《購房轉讓協議書》的合同主體是許××而非成都××公司,其法律性質屬于《債權債務確認書》所確認債務的轉讓行為,該600萬元的債務主體是許××個人。

           

          再次,許××承諾的計劃撥付現金600萬元,一審法院認為雖然成都××公司召開臨時股東會予以否認,但是許××作為公司董事長承諾欠陳×的應付債務里面包括這600萬元,即許××有對陳×除成都××公司認可的以房抵債部分之外還存在其他債務的意思表示。許××在20131114日出具的借據上記載的欠款400萬元是“計劃撥付”的600萬元中的一部分,不屬于對20131113日《購房轉讓協議書》中房屋轉讓款的變更,理由是借據上寫明依據是基金公司與成都××公司簽訂的投資協議,而600萬元房屋轉讓款依據是陳×與成都××公司簽的商品房買賣合同,不是同一筆債務。故,一審法院認為既然許××承諾個人承擔該400萬元,則這筆債務的承擔主體是許××,由寧夏××公司承擔連帶擔保責任。但二審法院認為這400萬元屬于陳×主張的基于其個人對“鈺邸華府”項目作出貢獻后的應得收益,不屬于本案借款合同糾紛范疇,即不應在本案中一并主張。

           

          裁判結果

          四川省綿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決:

          1、被告成都××置業有限公司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內償還原告陳×欠款400萬元,并自20141015日起至實際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同期同檔貸款利率支付資金占用利息;

          2、被告許××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內償還原告陳×欠款400萬元,并自20141015日起至實際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同期同檔貸款利率支付資金占用利息;

          3、被告寧夏××現代物流園置業有限公司對上述成都××置業有限公司與許××應當承擔的債務承擔連帶保證責任;

          4、駁回原告陳×的其他訴訟請求。

           

          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判決:

          1、撤銷四川省綿陽市中級人民法院(2014)綿民初字第270號民事判決;

          2、許××于本判決生效后起十日內償還陳×欠款400萬元,并支付該400萬元自20141015日起,計至實際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人民幣同期同檔貸款利率計算的利息;

          3、寧夏××現代物流園置業有限公司對上述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4、駁回陳×的其他訴訟請求。

           

          要點評析

          發現律師事務所蘇發鈞、蔣維、莫春梅律師代理本案三名被告,首先在認定合同依據、合同性質時即出現疑問,因合同依據的不同又帶來了原告的主體資格、管轄問題,進而涉及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擬決定事項經公司股東會決議否決后的效力,以房抵債,債務轉讓、擔保,兩份金額一致的證據體現的是否為同一筆債務等諸多問題,具有一定的復雜性和典型性。

           

          1、對于社會上大量存在的實為民間借貸,而出借人將其包裝成股權收購,以此獲取高額固定回報,從而損害借款人權益的行為,本案兩級法院均作出了否定性評判,恢復其民間借貸的本來面目,實現借貸雙方當事人的利益平衡,具有典型意義。

           

          2、公司法定代表人與公司債權人簽訂合同,約定公司債務由公司法定代表人承擔,但該合同涉及對公司與債權人之間原合同的解除,對于該債務轉讓的效力,本案一審判決認為無效,二審判決認為有效。我們認為二審法院認定正確:一是該債務轉讓僅是公司義務轉讓不涉及權利轉讓,不僅不損害公司權益,反而會使公司受益,且債權人同意該債務轉讓;二是公司法定代表人是以雙重身份簽訂該合同,以法定代表人身份作出的公司債務出讓行為應歸于公司,以自然人身份受讓債務,債務受讓主體則應是其個人而非公司;三是基于公司法定代表人以前作出的該債務由其個人履行的書面承諾。雖然本案二審判決對前兩點理由未作闡述,但對該債務轉讓效力的認定結果,對下級法院審理類似案例仍有指導意義。

           

          3、關于借款余額400萬元與陳ד個人應得收益”600萬元是否應在本案中一并處理的問題,一審法院認為許××在出具的借據上記載的欠款400萬元是“計劃撥付600萬元”中的一部分,故判決由許××支付400萬元,二審判決認為不屬于本案借款合同糾紛范疇,對該項訴訟請求未予支持。我們認為二審判決是正確的,因為該項請求為另一不同的法律關系,不應在本案中一并處理。許××到底是在何種情形下作出該承諾的真相我們不得而知,但后來陳×始終沒有另案起訴許××要求支付其“個人應得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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